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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寒婷:娱乐的出路与突围的可能

2021-07-14 13:35恒峰娱乐 人已围观

简介恒峰娱乐限娱令(暂且使用这个并不准确却十分方便的指称)主要针对的,是电视娱乐节目中备受诟病的婚恋交友、情感故事、游戏竞技、访谈脱口秀等几类节目。这些节目虽然各自披着情感、婚...

  “限娱令”(暂且使用这个并不准确却十分方便的指称)主要针对的,是电视娱乐节目中备受诟病的婚恋交友、情感故事、游戏竞技、访谈脱口秀等几类节目。这些节目虽然各自披着情感、婚姻、访谈、游戏的华丽外衣,但实际上都无一例外的属于被电视台暗中“操纵”和“制作”、“表演性”很强的娱乐节目。为了达到提高收视率、吸引眼球的目的,电视台用媚俗、煽情、恶搞等诸多手段吸引观众,在节目中希求获取观众即时而廉价的情绪反应和情感认同,满足人们的窥私心理,甚至迎合和制造某些低级趣味。渐渐地,由于缺少相应的内涵支撑和文化介入,一些节目不可避免地滑入了低俗和粗鄙化的深渊。无论是“反三俗”还是“限娱令”,都反映了国家和相关文化管理部门对电视文化的不良倾向和社会鄙俗风气的警觉,也昭示了经济社会中的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复杂情势和产生的相关问题。关于“娱乐”,似乎再也不是一个只关乎其自身的问题了。

  我们处在一个大众文化无比发达的时代,娱乐文化的盛行是这一时代的征候。关于娱乐,我们已经谈得太多;我们深陷其中,已然麻木,既无力抗争,也懒于表达。事实上,常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漠视身边司空见惯的事物。这种漠视,使我们既忽视了和这一事物更为内在、深刻的联系,也阻挡了我们对它的进一步认知。在我看来,我们和“娱乐”的关系正是如此。一般来说,“娱乐”被理解为游戏式的杂耍和玩乐,带给人轻松快乐,让人释放现代社会中的忙碌和紧张。于是,在收视率、商业利益等的驱动下,电视上的各种娱乐节目极尽夸张搞笑之能事,尽是游戏式的戏耍、玩笑;要么就是一些看了让人觉得无关痛痒的花边新闻,满足人们猎奇、偷窥等各种心理。总之,只要是能刺激到人们的笑“神经”,博取人们一“乐”——不管这种乐是“傻乐”、“疯乐”还是“愚乐”——就完成了任务。娱乐本身既是过程,也是目的。对“娱乐”的过度使用和狭隘化理解,最终使我们走向了娱乐的乐之“巅”,走向了娱乐的粗俗和低浅,走向了对“娱乐”的一味迎合,也走向了娱乐的自我束缚。于是,在大大小小、面目相似、彼此仿照的娱乐类节目中,我们看到像揭开谜底一般的悬疑设计,看到虚假做作、矫情伪饰的煽情细节,看到像挖掘密藏一样的隐私窥探,看到像贩卖商品一样的情感兜售,看到物质至上的私欲呈现。这些节目像不入流的电视剧一样,直奔主题、毫无悬念地激发我们情感情绪中最为低级、浅薄的东西,由于它们只涉及我们最为浅层的感性,我们甚至忘记了自己还具有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所凭借的理性精神。

  “娱”与“乐”是分层次的,就像苦笑和笑中带泪被视作不同含义的笑一样。浅层的娱乐,仅仅激发我们浅层次的感官反应;而深层次的、真正的娱乐则能够调动我们全部的神经,激发智慧与理性的介入。这有点像当下我们对“喜剧”的狭隘理解——早已偏离了喜剧的艺术内涵而一味地关注它的疯狂搞笑的功能。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娱乐依旧是一种老生常谈的“寓教于乐”,真正的娱乐也毫无疑问地具有一种内在的理性精神。具有理性精神和深刻内涵的娱乐,才是深层次的娱乐,才能够带给我们无限的回味与遐想的空间。“限娱令”一经面世,各地方卫视纷纷调整策略,电视台的主持人、制作人等娱乐人士也纷纷伺机跳槽,喧嚣声一片。以娱乐节目为主打的湖南、江苏等卫视也忙不迭地调整“战略”,把娱乐节目“挪出”黄金时段,压缩娱乐节目播出时间,或者采取打“擦边球”的做法。电视台遣散“部队”、逃兵似的种种表现,正暴露了其理性制作娱乐节目能力的缺失,他们在慌乱中忘记了一条真正的出路与突围的可能——通过提升娱乐节目的内涵、为娱乐节目注入理性精神,来达到“拯救”娱乐节目的目的。

  “限娱令”(尤其是这个指称)使人们关注的焦点大都集中在了娱乐类节目上,而少有注意非娱乐节目的制作与现状。事实上,就当下的非娱乐节目来说,存在着一个与娱乐节目相同的“娱乐化”倾向严重的问题。无形中,“娱乐至死”的神髓早已侵入文化的各个角落。法制类、科技类、文化类、教育类,甚至包括部分的新闻类节目,都呈现出或多或少的娱乐倾向,这种倾向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使用悬疑电视剧的惯常伎俩——悬念的设计。很多节目的制作,都采用已然模式化的“倒叙”手法:先抛出疑团或给出事情的结局,然后回到事情开端,揭秘般一点点展现事情发生的过程,其间还抛出各种与谜底无关的可能的干扰因素,引发观众的各种猜测,经过不断地“侦破”与“排查”,最后终于揭示出真相——好似完成了一个动人的叙事过程。显然,这种叙事手法的运用,增加了节目的趣味性,但它把事实本身变成了一个可以操纵的叙事游戏,给人一种游戏的不真实感。而当新闻、法律、伦理道德、教育、科技,都像梦幻的艺术一样,带给我们虚幻的感觉时,恐怕也就失去了他们自身建构人类文明与理性大厦的全部意义。

  娱乐本身无可厚非。任何一个艺术门类,都具有娱乐的功能。娱乐能够释放人的压抑和积郁的情绪情感,让人回到生命自身最为纯朴、真实的情绪状态,带给人松弛。但这种释放和宣泄,不是人性消极的自甘堕落,也不是形而下的鄙俗粗陋,而是一种形而上的提升,通过引发人的思考,带来最终的超越性的净化与升华。这对当下的电视节目和电视文化而言,可能遥远而不切实际,但至少,这应成为一个不断努力的方向,一个可以遥想的彼岸,一种自我提升的途径,更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生存发展的机遇。事实上,“限娱令”中对娱乐节目的限制,对其他新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少儿、纪录片等类节目的“宏观调控”,对“唯收视率”的反拨,都体现出国家政策对提升整体电视文化水准的一种努力与自觉。娱乐节目与其他所有节目一样,都面临着空前的自我创造、自我重组、自我更新、自我提升的机遇与挑战。

  关于电视文化,我们始终无法忘记尼尔·波兹曼给我们的警示。电视作为一种媒介,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内在影响,对人的理性的悄无声息的消蚀,让我们在面对它时总会隐隐地感到不安。但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倒退,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脚步和韵律;我们不能也无法把最具有公共性和亲和力的电视文化束之高阁。也许,对此我们并不必像惊弓之鸟;也许,我们该信仰人类文明终有足够的自我调节、自我净化的能力。如此,我们应该为提升电视文化,尽我们所能的种种努力。“限娱令”本身即是明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宽广的空间,各艺术门类都面临着更多自我发展的机遇。中国电视剧近几年突飞猛进的发展让人慰藉;重庆卫视“红色”举措的魄力让人钦佩;而像《财经郎眼》这样的高品质节目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尽管长路漫漫、道阻且长,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电视文化的明天更美好,并期待它早日成为民族文化的旗帜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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